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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臣杨鹤是怎么对抗流寇的流寇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1-01-06 12:13:58 阅读: 来源:黎明滤芯厂家

明末大臣杨鹤是怎么对抗流寇的?流寇是什么?

明末大臣杨鹤是怎么对抗流寇的?流寇是什么?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杨鹤是明朝末年大臣,杨嗣昌的父亲。明末流寇泛滥,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大明根基,杨鹤曾向崇祯提出,他认为流寇都是因为饥荒才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对付流寇应该是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杨鹤的策略起先有了一定成效,但能用于招抚的资金却远远不够。有人评价杨鹤是一名正直的好官,但一意主抚也要看当下国力能否承担。最后杨鹤办事不力,落得一个下狱论死的结局。

说起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泛滥。流寇以李自成为代表,就是他攻破北京城,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李自成虽然最终成了气候,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早在天启末年,流寇就已经在西北出现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天灾。

明末农民战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

崇祯继位之后,自然也会想办法解决流寇问题。可应该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的,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剿灭,一个是招安。

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实现的。

剿灭流寇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大规模调动军队需要大笔军费。比如说,辽东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于是辽饷应运而生;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那么新名目的赋税自然也会应运而生。

招安流寇不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但政府必然要扩大征兵规模,因为必须把流寇改编成一支新军。流寇之所以会出现,无非是因为农民吃不饱饭,如果有机会当兵吃军粮,大多数人也不会愿意继续当流寇。但招安流寇也需要花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钱。

退一步说,大明中央政府没钱招安流寇,那么有钱赈灾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整个大明已经被钱这个字给弄怕了,张嘴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字肯定都是钱。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还是打官腔,给出的解决办法,永远是高大上伟光正的:解决流寇问题并不困难嘛,只要让他们吃饱饭,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官僚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官僚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

从官僚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皇帝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皇帝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

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你们家里的钱多到根本用不完,可就是不愿意拿出来,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就别怪我们造反了。

崇祯二年,西北流寇群起,总督武之望在重压下自杀,整个大明上下一片哗然。

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澄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赋恣掠。——谈迁·《国榷》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任西北总督呢?官僚集团内斗一流,吃相也不好看,但他们都不是傻子。西北流寇愈演愈烈,谁当总督都有可能干砸锅。尽管是总督这样的美差,大家还是推三阻四。平时打官腔的时候全部慷慨激昂,遇到麻烦事了就开始装聋作哑。

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大家推选出来,成为了新一任西北总督。

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明史》·杨鹤传

为什么是杨鹤?因为杨鹤说了一些得罪人的话,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报复,最终只得前往西北任职。

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杨鹤走马上任之后,立刻面临了之前所说的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钱,而在杨鹤出发之前,大明中央政府显然没为他准备钱,甚至连赈灾的钱,也要他自己想办法。

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前提下,杨鹤对西北流寇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抚。

所谓的抚,就是放纵流寇的行为,只要他们愿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过。

社会经验不丰富的人,大概会觉得杨鹤的做法非常好,符合圣人之道。可实际上,流寇的数量绝不会因为杨鹤的宽容而有所减少,反而会因为这种宽容而变多。

只要表示一下悔过,就可以既往不咎。这种宽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乱的代价降到了最低。

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谁敢公然挑战政府呢?

杨鹤的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天灾人祸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和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利益”两个字。

如果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如果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所谓的天灾,需要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共渡难关,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做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

所谓的人祸,无非就是当地官僚贪污腐败,无非就是士绅集团野蛮扩张。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管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

想要改变西北乱象,就必然要损害西北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杨鹤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给流寇一些优待,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

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贪污、士绅欺压、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对守法良民公平吗?

当坏人干恶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谁来保证呢?政府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之外,什么也做不到。

杨鹤的所作所为,就是用官僚的方式应对危机: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吗?我像模像样地招降几股给你看看。虽然这些流寇被招降,对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他们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

崇祯皇帝也不是傻子,杨鹤的奏报写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势还是日益糜烂。崇祯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杨鹤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得再好一点。

面对得寸进尺的崇祯皇帝,杨鹤最终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团的老办法:要钱。

如果崇祯皇帝拿出钱来,杨鹤或许还能做个计划,花钱办事;如果崇祯皇帝拿不出钱,那责任就怪不到杨鹤头上了。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杨鹤到了西北之后,到底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呢?从史书上看,他除了安抚流寇和找皇帝要钱之外,什么事都没干。

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皇帝没给你钱,的确是皇帝的不对。可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你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抚流寇,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么呢?

杨鹤在西北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会想办法搞点钱来建设大西北。

在明末,这种庸官遍地都是,一点都不奇怪。具体到了问责的地步,他们总是一脸无奈:时局如此,为之奈何?

我说杨鹤是庸官,只是阐述客观事实,并不是在苛责他。事实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计和杨鹤的区别也不会太大。

事实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之外,崇祯皇帝也难辞其咎。

崇祯皇帝最喜欢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给你全权,你去负责具体事务,干得好有赏,干不好要罚。

这种做法有问题吗?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可细究起来,问题就太大了。

明末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被撼动,崇祯皇帝明白这一点吗?应该是明白的。

可崇祯皇帝从来不想着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队员,希望这个敢死队员能跟既得利益集团血拼,崇祯皇帝自己坐收渔利。

在太平时期,这种做法没什么毛病,因为这是帝王心术。可明末那个烂坑里到处都是雷,哪个敢死队员能镇得住?

在明末那个环境里,皇帝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拥有砸烂一切的魄力,否则他就只能缩在深宫,做一个任人摆弄的傻子。虽然这样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绝对比崇祯皇帝这样大呼小叫却无可奈何要好得多。

官僚集团有问题,官僚集团该为明亡负责,可崇祯这个当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习性,别人上行下效,也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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