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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治国中枢

发布时间:2021-01-21 16:11:16 阅读: 来源:黎明滤芯厂家

解码治国中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日前发布,指向2020年目标的改革布局已渐清晰。 “改革60条”释放的力度远超坊间的预期,市场山雨欲来,各路资本跃跃欲试。   解析60条,可以看到三条主脉络:一个更有力的中央,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一个更有为的市场。若失其一,百年目标难竟其功业。  中国时下进行的大国转型,为全球数千年鲜有之大变局、大实验。分清轻重缓急,辨明常与非常,如何进退取舍,需要更大的智慧,需要负重前行的担当。  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法则早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所验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视为改革的统筹中枢;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稳定的当务之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千帆竞相迸发,意在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改革引擎升级版  当外界纷纷猜测十年前撤销的国家体改委(办)“魂兮归来”之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改革领导小组)的横空出世,让海内外为之一振,备受期许。  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位,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划定的未来七年改革路线图,将由这一专门机构推动实现。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改革经过35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的难度、系统性和整体性都很强,只有成立一个权威的、利益超脱的机构,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组织保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等分析人士看来,与过去国务院序列专司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体改委(办)相较,直属中央的改革领导小组定位层次更高,涉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立意之高和范围之广超出预期”。  从体改委到改革领导小组,中国的改革大业站在了一个全新起点上,迎来“改革升级版”。  从“拿不准”到“超预期”  从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的三个“拿不准”表态到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仅仅相隔8个月时间。  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一个重要议程,重建改革顶层设计机构亦成为其时一大热点。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在回应有无计划重设“国家体改委”时表示三个“拿不准”—— 已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拿不准;当前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一个机构能不能把所有的改革内容都统筹起来,拿不准;这几年成立了诸多专门负责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效果还不错,要不要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拿不准。  既然“拿不准”,王峰认为,应该“看一看”,留待下一步再考虑这个问题。  而在学界和民间,成立高层次的改革统筹机构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为国家发改委后,统筹改革的职能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来承担。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国家发改委既管发展,又管改革,但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等一些专家看来,发改委的实际工作主要关注发展,对改革用力不够。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称,发改委之所以在改革中缺少足够作为,一方面因为其行政级别较低,别的部门难以在其指挥下改革,另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本身又缺乏削弱自己权力的意愿。  “发改委自身也是改革对象,如审批权的改革,就触及到发改委的自身利益,因此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述。  除牵头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发改委外,还有许多部委负有各自领域的改革任务,比如央行和银监会承担金融改革任务,财政部承担财政改革任务。“怎样总体设计、统筹协调、督促检查,这就是顶层设计机构要解决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2013年2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表示,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综合体系,但近年来利益格局固化,要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动,会对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大调整,引起许多矛盾、阻力和抵抗。如果中央不抓顶层设计,在各个部门完成设计、形成格局以后,再协调就难了,因此要建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统筹协调。  1985-1993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说:“中国又到了需要建立一个统筹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的时候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此类信号表明,以权威领导机构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已为高层所认可。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如期乃至“超预期”问世。  体改委情结  近年改革进入深水区,每有困惑之时,许多人总是怀念早年的体改委(办)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设立过多种改革机构或小组。“它们多在涉及攻克关键性的改革任务时出现,专门解决改革过程中‘难啃的硬骨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尤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上牵涉领域最为广泛”。  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升格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在其后一二十年里挑起“改革中枢”的重任,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各部委的改革方案都要送到体改委征求意见,经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举凡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  “旧体制下的旧机构很难进行自发改革,要真正推动改革,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外创建一个新机构,并使它拥有至高的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各地方的情况,又与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科社部专家刘晨光说。  回忆上世纪80年代,高尚全说,那是“改革的黄金年代,也是我最繁忙的年代”。  体改委一成立就迅速生出根来,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设立了体改委,由省长、市长等行政一把手兼任主任,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也设立体改司、体改办。有了横向纵向的网络,中南海的政令一出,即可到达每个节点。早期体改委副主任、原六机部部长安志文三十年后回忆总结:“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体改委被“降格”成体改办,退出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时任财政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刘仲藜转任体改办主任。体改办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主任为王岐山。2002年,王岐山调任海南,体改办主任职位空缺。  一年后,在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办告别历史舞台。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落到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肩上。从体改委到体改办再到体改司,尽管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但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机构设置仍是观察改革力度的窗口之一。  曾担任海南省体改办主要负责人的迟福林认为,体改委(办)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它有意见”,“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矛盾很多”,体改委难免“寡不敌众”。  在其存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体改委(办)先后牵头或参与研究制定了改革总体规划设想和国有企业、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并积极推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直到今天,中国继续推进的多项改革政策,仍与当年体改委(办)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体改委(办)被撤销后的十年里,设置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完成重大、重要的改革事项,成为比较常见的方式。比如,2003年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8年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另外还有许多部际联席会议,如2013年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央行牵头成立金融监管联席会议。  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布局下,“不同于以往的单项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因此需要具有强有力协调功能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高尚全说。  更具权威性  比起原国家体改委,各界对改革领导小组的寄望更高。迟福林认为,党中央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地位肯定高于原国家体改委,“层级更高、协调面更宽、更具权威性”。  此前,国务院序列的国家体改委主任一直由重量级人物担当,比如李鹏任总理期间就曾兼任过体改委主任。  有观察人士认为,比照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等设置“惯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可能由党中央最高领导出任,副组长等组员应包括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以及相关国家部委负责人。  陈志武认为,如果最高领导能够担任小组组长,对于改革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领导班子,就可以看出这次改革是不是要动真家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与其他中央领导小组相比,改革领导小组更加强调组织性,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和目标,如果要具体落实,必须要有一个畅通的管道,必须有权威性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高尚全建议,改革领导小组要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查、评估落实。毛寿龙则建议各省区市也要设立地方小组,使之能与中央的小组配合推动相关工作。  毛寿龙认为,现有的中央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可由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及引导,使之既能涵盖各重点领域,又可强化对其直接领导。  “据过去的经验,哪个领域有类似的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哪个领域的改革就推进得很顺利,而且有成效。”毛寿龙说,改革领导小组对形成改革共识、克服改革阻力,推动中国下一步改革上将起到核心作用。  许耀桐也表示,“历经35年的改革,剩下的路上都是‘硬骨头’,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超越现有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  国家安全当务之急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部署浮出水面。  习近平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所做说明中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的特点之一是去神秘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过去一提到国家安全,就和国家机器的运用,和间谍、情报等信息联系在一起,这个情况将会改观。”  以往的“国家安全”概念多指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且多属涉外事务。而在习近平的新近阐述中,国家安全不仅包括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包括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他直言面对“双重压力”,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风险所迫  “单从捍卫主权角度讲,我们国家面对的争议和麻烦,就非一般国家所能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十几个国家与中国发生过主权纠纷,涉及陆地边界、沿海水域、岛礁、海湾、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多种情形的归属判定。  更为复杂的是,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的周边区域,有着其他地区少见的庞大军事集结,比如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的三个,全球八个被认为拥有核武国家中的五个,世界前十二位军事强国中的八个;有着国家内部或民族间的多重宿怨与对峙;有着诱发新的矛盾与对抗的消极事态,如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霸权主义行径的实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战略误判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稍有不慎就可能诱发对抗,直至毁掉整个地区的安宁。”王逸舟说。  放眼全球,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高祖贵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近年中国利益边界在扩展,从主权权益的维护,到经贸、人员、投资等,都面临新形势。除周边外,在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更广阔的地区,也有中国人利益的存在。  国内也处于矛盾多发期,高祖贵说:“粮食、食品、互联网、金融、社会稳定、重大传染病疫情、生态灾难,等等,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广泛。” 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这些问题并非始自今日,为何如今需要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应对?査道炯认为,主要是突发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大。  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关于国家安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查道炯解读道,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就是常规性和突发性风险都存在,“这种判断很科学”。  他从“人财物”三大要素分析,人指的是人的流动,人的行为,人的期望值;财指的是财富、资金的流动,或者个人收入的变化;物,则指商品贸易,比如粮食、水、能源等等。“三大要素的流动越强,带来的安全挑战就越大,出现不可预见性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股势力特别是恐怖势力,要对美国采取行动,得用飞机。但对中国,可能只需要一头毛驴背上绑一颗炸弹,就能形成威胁。”查道炯以此为例,说明中国面临安全威胁的“脆弱度”不可不防。  “小核心大外围”?  “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习近平如是解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必要性。  中国现行国家安全工作体制,对外涉及外交、军事、国安、商务、海洋诸部门;国内安全则涉及政法、民生、经济多领域。涉及领域广、部门多,协调不易,尤其内外事务相对分离。  “随着全球化推进,国际和国内没有多少界限,互动的程度超出大家想象,国内发生的事情会在国外造成很大影响,国际上的事情也会在国内发生作用。”高祖贵认为,将国内外安全置于同一平台,有现实的紧迫性。  基于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全球超过30个国家设立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涵盖各个地区、各类政体、各种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  外交学院蔡舒皖的研究显示,各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均以本国基本国情及政治实践为基础,多在国家安全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直接参与外交决策。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经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过去一段时间来,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摸索了一些经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运而生。  罗援还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大特点是由党领导,党中央直接负责。  高祖贵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往往要协调很多部门以形成合力,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实行统一领导,才能保障有力,在重大事件处置上做到高效快速反应。  对于该机构的设置,在罗援看来,理想的模式是“小核心大外围”架构,领导层非常精干,但是涵盖的范围比较大,既包括常规的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如国防、外交、经济、情报、金融、国安等,也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不同情况吸纳其他部门。  法制的轨道  公开宣告机构设立后,“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工作职责如何履行,备受外界关注。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内的中国核心利益。  罗援认为,这是广义上的国家安全重要内容,但还需要更加清晰具体的国家安全战略安排,以实现这些目标。  “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东海、南海局势,陆地边界潜在的冲突,等等,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更高的层级制定战略。”罗援说。国家安全战略在世界各国均被高度重视。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多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始终坚持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三大支柱: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  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产生极大危机感,1980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咨询机构“政策研究会”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除军事安保外,还包括经济安保、能源安保、粮食安保等。  时下的中国显然也需要类似具有高度预测性和指导性的战略规划。高祖贵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从战略规划到具体执行,再到事后评估总结,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以适应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  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还包括“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以立法为例,现行《国家安全法》于1993年出台,带有鲜明的传统安全特征,如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仅列举颠覆、间谍、窃秘、策反和“其他”等。  时隔20年,在新的国家安全观念和高规格的新机构背景下,“是否会另起炉灶针对国家安全立法,还是在现有基础上修改,目前没有明确指向。”在罗援看来,国家安全法治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意味着国家安全的处置将更加重视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市场决定”考验政府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纲领性概括,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路标。明确“市场决定”后,如何理解并实现全会提出的另一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要求,把政府过多干预微观事务的越位之手收回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充当市场运动员的错位角色转过来,让政府成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保障者;把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缺位职能补上去,让政府更好地保障或提供公共服务;把弹性空间过大的管理事务规范化、法制化,使必要的职能既有效率也有边界,提升市场预期的能见度。  市场取向的改革对政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是首当其冲的改革“大考”,其主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优化组织结构等。  “退位”与“补位”  转变政府职能,首要是围绕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中央政府部门并不必要过多直接干预微观事务,要继续通过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行政审批,还要减少其他非审批性手段对微观事务的行政干预。对于直接面向基层、面向众多市场主体的管理事务,由地方和基层管理不仅更便民、更有效率,而且相比层层上报更能减少整个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中央政府对这类微观事务应当坚决下放地方和基层。  在放权问题上,可能会有种种难以下放的理由,例如控制总量、过剩产能等等,但这并不能构成不下放的理由,而应该把下放权力和政策指导配套进行。  各级政府都应该大幅退出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领域,特别是不宜充当市场运动员的角色,这是一种错位的不当手段,严重不符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所有经济管理职能都应着眼于引导和保障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微观活力,不能无视市场主体痛痒而自成逻辑。  转变职能,还要使退出越位和补上缺位配套进行,特别是减少审批应当与加强市场监管配套推进,下放权力要同加强必要的规划、标准等政策指导相结合,防止出现市场秩序真空。要很好吸取历史上“一放就乱、一乱又收”的教训,通过配套改革堵塞放权后可能反复的路径。  加强政府提供各类公共服务职能,关键要从根本上建立责任政府,改革政绩评价机制,配套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改革。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要实现科学化、机制化,并逐步实现法制化。要以财政、货币政策的经济手段为科学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减少不规范、随意性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不能把直接对微观事务实行的行政干预扩大为宏观调控手段。  实现宏观调控机制化,需要更好建立有关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建立有序的程序规则、决策要件、手段边界,给市场释放必要的可预期能见度,这对维系市场活力十分必要。  宏观调控在同一市场内只应有一层调控主体,就是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一般不应有独立宏观调控职能,不能事事都要上下对口。  地方政府离微观主体更近、更直接,需要加强的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职责。填补这些职责主要应该完善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而非强化行政手段。  需要通过加强立法加以规范,提升政府责任主体意识和微观主体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完善和规范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与减少直接行政手段相配套,才能使转变政府职能更可靠,更制度化。例如市场监管是事中事后以法律为依据的监管,只有加快完善市场监管的手段,才能更有力地对减少审批手段创造条件。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利用社会力量形成有效政府治理,改变事无巨细都归政府管理的局面。  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把本应或本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要移交社会组织;第二层是本属政府职能的事项,也并不必然都由政府直接操作,有一些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某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竞争加监管手段引入经济主体提供。  只要推进权责体系健全、完善市场秩序和监管,即使需要政府加大投入的公共性、民生性领域,也可以引入或配套民间社会资本,让政府从各种准经营角色中逐步退出,更大发挥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活力。  横向与纵向优化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即以政府机构改革为载体,完善行政权责体系与工作机制,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保障。这一改革任务有两条主线:  一是在同一层政府部门横向关系上,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进一步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责任不清问题。某些责任扯皮不清,本来是管的部门过多造成的,有时反而会成为进一步增加机构和编制的理由。为此,确定政府部门职责,不能只说权,不说责,应当先明确哪件事情出了问题,应该由哪个部门承担责任,先有责任,以责溯权,才能更好实现权责一致的职能配置。  政府机构和编制适应发挥市场作用的要求,还有进一步精简优化的空间。大部门制改革应该主要从职能归类融合方面理解,不是把外部结构搬到内部结构,变外部扯皮搬到内部扯皮,要在“大部门”内部结构优化上深化改革,优化流程,建设职能科学、流程顺畅、运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二是在政府纵向关系上,优化纵向行政层级和职责。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并不比其他国家三级政府管理更有效率,在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干预基础上,要研究减少政府层级的途径,积极探索省直管县(市)改革。  由于各层政府所辖行政区域的数量差别较大,需要认真考虑行政区划设置与各层政府管理幅度的匹配,为减少政府层级创造条件。探索政府管理事项实行事权分级管理体制,逐步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和治理效率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  围绕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调整,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在明确事权基础上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改革税制,构建和完善地方税体系,在考虑增加必要税种的同时,必须考虑在总量上不能再增加税负总水平,研究政府税负占GDP比例的稳定机制,扭转该比例近20年的长期上升趋势。未来中国面临资源税、房产税 、环境税乃至其他财产税等税种的加税因素,虽然对调节经济、促进转型十分必要,但从稳定税负水平考虑,还需配套设计减负措施,特别要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减轻税负,以维护市场活力和公平竞争。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现代化治理要义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这是解决当前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的突出问题的迫切要求。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地方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等等,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加以解决。  从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二是实现以多主体协同共治为特征的善治;三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形成了稳定的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在制度管理与战略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治理与秩序维护等各方面能力的整体体现。一个治理能力优秀的国家,对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对内可以使人民幸福富足、安居乐业,还能有效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巨灾。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住一些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国现行的体制改革机制存在改革的部门化与碎片化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后,可以统筹全方位改革大业,从而为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奠定坚实基础。改革领导小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应更多地引入利益相关方与相关权力主体参与改革,如引入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参与行政改革更好地形成推进各方面改革的合力。  树立多元共治的新理念,形成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治理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共同实现良好的治理。  更加注重制度在重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程度。及时将一些成熟做法制度化,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同时推进组织建设与组织创新,从而使国家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  改革央地关系的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中的两个积极性。要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适当增加市、县两级政府的税收来源,加快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同时,适当上划事权,将涉及全国范围而又需要强大财力支持的公共服务纳入中央事权范围,主要由中央财政保证。  更加深层次地统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站在全局角度维护国家治理秩序,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广纳天下英才参与国家治理,形成高素质的国家治理人才队伍。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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